历时三天的第二届全国性文化节已经在广州闭幕，但震荡未绝。羊城各大报纸对此次文化节内容的详细报道，令得未能前往现场领略盛况的市民，亦能从文字中感受这一渐成规模的时风变迁。特别是此次活动的重头戏之一，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所作的《21世纪中国的性问题》专题报告，直言中国社会已经迎来一个全面“性化”的时代，以此展开的社会生活方式变化与社会结构动荡，不可避免要成为中国人现实面对的问题。关键之处，潘教授对现场的700多名官员听众指出这么一点——对于“性化”时代的变化，社会多少需要做一些道德准备。

　　性与道德的纠缠与博弈，几乎是贯穿整个社会进程的一条脉络，两者的平衡关系，也因此可以被视为一个社会文明理性程度的风向标。中国社会对于这一点的感知，应该说已经有所积累——相比较于当年的“无性年代”，今天的社会共识到，对于青少年及时开展性教育，乃至性健康、性技巧等知识的公开普及，都不但不再是蒙羞之事，而是科学与责任的体现。从这个尺度来论，对性的解放，不过是回归常识，即便有抵触，也不过是来自习惯的束缚，而于道德无悖。然则“性化”的波荡之下，还出现了诸如“一夜情”、“婚姻危机”等溢出情爱范围、涉及公共关系的现象，挑战的正是现存道德秩序下的社会稳定，更勿论因此还有过去远在天边，如今近在眼前的艾滋病之祸。性与道德之间的张力，显然也已经开始困惑中国社会。一个颇能体现这种矛盾的例子是，中央电视台曾宣布打算引进风靡一时的美国情景喜剧《六人行》，结果却由于里面“涉性”的话题太多而作罢。

　　正是基于这种社会焦虑，我们有必要重视潘绥铭教授论及的“道德准备”。不过这种准备，并非要面对事实作无可奈何的退却与妥协，而是要基于理性的增长，对人性的自由作有效的理解与跟进——其根本的目标，是要促进性的解放而防范性的放纵，换言之，便是要理顺性的自由尺度与必要的道德约束限度之间的关系。

　　而性的自由尺度有多大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面冲击欧美社会的“性革命”浪潮无疑是值得国人深入了解的前鉴。其时那场本意在于破除关于性的生理神秘感与宗教负罪感、以及宣扬两性平等的运动，一方面有效地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体社会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，另一方面则也尖锐地向既存的社会秩序，尤其是婚姻制度提出了挑战——那些放浪不羁、不满现实的青年男女，纷纷以同居、群居等惊世骇俗的方式，寻求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之外的性爱解放。这场石破天惊的“性革命”，在十多年后偃旗息鼓，功过自然两分：一方面是性爱的权利突破了众多虚伪、偏见与扭曲的道德束缚，另一方面则又因为性放纵而引发家庭解体、责任淡漠、婚姻关系松散、堕胎与单亲现象突出，可以说是在解放人性的使命上因为过度地释放性爱，而伤害了社会成员所需要的其他内心感受。于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“性回归”的浪潮——最具代表性的例子，莫过于美国色情杂志《花花公子》的创办人海夫勒，这位鼓吹“性革命”的急先锋一生沉湎于性放纵之中，但及至“性回归”浪潮初起，他却宣称自己此后将严格奉行一夫一妻制了。

　　自古至今，中国人也饱受“性禁锢”之苦，大概正是在西方社会开始“性回归”的时间，中国的“涉性”文化才开始勃兴，发展至今，似乎正是要依照西方社会的前路重走一程。因此，“性化”时代带来性的独立目的与手段，显然具备倡人性、反压抑、重科学的进步性，需要隆重地向社会讲解与推荐，有悖于此的虚伪、偏见与扭曲也应当一并从道德准则中去除，甚至本着无害的原则，还可以对基于自愿、爱与责任的同居现象予以包容，这无疑当是道德准备的题中自有之义；而另一个方面，对于性自由沦为性放纵而导致社会整体沦陷的危险，也是我们在高呼“解放”与“进步”的同时所要清醒面对的命题，必要的道德约束限度应当在这里寻到不可退却的边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