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海外的事业屡遭重创以后，2000年秋，我回到阔别六年的故园广州。六十五岁的父亲步履蹒跚，头发几乎全白了，母亲的遗像也已经发黄。我为自己多年以来没能孝顺父母感到万分愧疚，决心重新开始创业，给父亲营造一个富足的晚年。

　　然而事与愿违，归家不到一个月，我连日高烧，疲乏不堪，咳嗽不止，进食非常困难，身上皮肤一片片溃烂。经过反复检验证实，我已被艾滋病病毒严重侵蚀了血脉。那时，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极其昂贵，每月得花上万元。我顿时万念俱灰，暗自打算悄然出走寻死。

　　父亲终于发现了我的病情，他毫不犹豫拿出几十年来节衣缩食攒下来的七万块钱，让我到北京佑安医院治疗。在北京佑安医院的爱心家园，在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关爱和精心照料下，我度过了危险期，身心渐渐康复。出院时，虽然我的CD4从入院时的19仅上升到了52，仍处于低于100的危险区域，身体抵抗力依然非常差，但我的精神面貌已经焕然一新。

　　◇昂贵的鸡尾酒◇

　　出院返家的第一天，父亲特意做了我最喜爱的菜肴，看着我狼吞虎咽，他含着眼泪笑了。

　　晚饭后，父亲拿出他的存折，说：“你收好，需要的时候自己去取钱。”

　　我打开存折看，只剩三万来块钱，一阵失落：父亲攒的钱让我花了一半多，所剩无几了。我湿了眼眶，“钱都给了我，您呢？”

　　父亲表现得很轻松，“一个月两千元退休金，足够我们父子日常开销了。”

　　为了避免细菌感染，我整日留在家中，定时服药。两个星期下来，我的体能增强不少，手脚恢复灵便。我计算着康复的日子，企盼尽快工作以减轻父亲的经济负担。

　　我能够帮着父亲干家务活了，他买菜，我做饭洗碗，我抹桌椅，他拖地板，父子俩分工合作。空闲时，我们一起坐到客厅里看书看电视，或者翻阅各种报纸杂志，搜寻与艾滋病有关的信息。

　　一天，父亲焦虑地问：“你还剩多长时间的药？”我说：“还有一个月，不用急。”我在撒谎，是为了不让父亲担心。实际上，我只剩五天的鸡尾酒药品了。眼看着药片一天比一天少，我的心跳的越来越紧张，我知道现在停药意味着什么：又回到治疗前的状况，又一次迈向死亡。我的信心也一天天丧失。

　　到药片终结的那天，我几乎崩溃了。发病时的痛楚，太恐怖，太深刻，想起那些苦不堪言的症状，想起那个高烧寒战的夜晚，我不寒而栗，再一次陷入绝望的境界。

　　就在这天上午，我收到了佑安医院徐莲芝教授的来信。她估算着我用药的日子，替我联系了医药公司。医药公司将按零售价的八五折卖给我鸡尾酒药品。

　　我站在楼下的信箱旁看完这封信，心里说不清是喜是悲。一方面，我感激徐教授，百忙当中为我这陌路相逢的病人费尽思量；另一方面，六千多元，虽然比正常价格降低了一千多，可一个月的药量仍需六千多元，父亲的剩余存款买不了半年的药。

　　我揩干悄然而下的泪水，把信揣在裤兜里，装作什么都不曾发生，上楼对着父亲强颜欢笑。回到自己房间，马上将信塞进抽屉底。父亲的存折就在抽屉里面，我双手发抖不敢碰。父亲身体病弱，万一发生什么事，手头还得有些钱。

　　黑幕重新蒙蔽我的心窗，恐惧，烦躁，让我疯狂。停药十来天，我极力压制的情绪终于爆发了。为了一点小事，我居然冲父亲大发雷霆。等我发觉自己不对劲，已经晚了。

　　父亲默不作响，一直等我平静下来，才问：“文思，是不是药用完了？”我哑口无言。父亲抚摸着我的头说：“傻孩子，钱就在你手里，你干吗不用？”

　　我哭得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孩，“我想给您留着。现在停药和几个月后停药不是一样吗？”

　　父亲抽出纸巾给我擦脸，“你眼看就要好起来了，这紧要关头断药，岂不是前功尽弃？！赶紧买药吧！”

　　再度定时吃药，我很快找回良好的感觉，身体的康复重新纳入正轨。随着身体状况好转，我重入社会的愿望越来越强烈，发了好几封求职信。

　　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，我的药瓶又变空了，看着存折里那所剩无几的存款，我再也不愿去动用这些父亲的血汗钱了。

　　我要工作，但工资有可能抵得了高昂的药费吗？！停药的一天终于来到，我的心跳得很快，整晚的失眠。我焦急地等候面试通知，但没有在父亲面前有任何的表露。

　　◇父亲病了◇

　　就在这时候，父亲突然病倒了，住进了医院。

　　医生发给我病危通知书，说：“你父亲肾衰竭，病情非常严重。”犹如头顶上炸开个霹雳，我顿时傻了眼，盯着医生，好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其实，我一直担心父亲的健康，然而没料到他一下子病得这么厉害。

　　来不及悲哀，我三步并两步回到父亲病床前。躺在病榻上的父亲从被子里伸出手来，握住我的手，试图安慰我。他的手冰凉，瘦骨嶙峋的手背上青筋斑驳。我强忍住眼泪，苦水滴滴答答往心房漏。父亲！艰辛的生活，沉重的压力，死寂的孤独，都不曾击倒顽强的您，却掏空了您的底蕴。难道您这就要走了吗？您不能走啊！父亲，您给了我三十多年无私的爱，我滴水未报，您得给我偿还的机会。

　　一整天，我没离开过医院，一直守在病床前，生怕自己走开一步父亲便有不测。到了深夜，我打开折叠椅安放在父亲病床边，半躺着，眼光光看着父亲的动静。不知什么时候疲乏透了，我打了个盹，猛然惊醒，发觉父亲在病床上吃力地伸长手臂替我拉上滑落的被子。父亲病成这样，仍惦记着我的冷暖。我窝在被子里，泪水湿了一大片。

　　第二天清晨，我早早起来坐到病床边。父亲拉着我的手，流下眼泪，“文思，爸爸不行了，你可得挺住！回家去，把剩下的钱都拿去买药吧! 实在不够，把房子卖掉买药。”

　　我号啕痛哭，“爸，对不起！这么多年来，我累您耗尽心血，从未给您一丝快乐。”我紧紧攥着父亲身上的被子，趴在床边上苦苦哀求，“爸，您千万挺住啊！再陪我走一段行吗？没有您，我害怕，我好孤独！”

　　父亲的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头。良久，他叹了口气，柔声说：“傻孩子，别哭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会陪着你……”

　　早上八点，父亲开始做血液透析。医生说，做血液透析需要四个小时。

　　我守候着父亲，寸步不离。这时候，我完全忘记了HIV, 忘记了大病初愈的虚弱。父亲苍白的嘴唇有些干裂。做血液透析时，为了防止心脉负担过重，不可以喝水；可又不能缺水，没有适量的水分，人体内的液循环就会受影响。解决矛盾的方法，就是不时拿棉签沾上水，抹在病人的嘴唇上，让水一点点渗进口腔内。

　　看得出，父亲此刻忍受着辛苦。他面无人色，眉心不停抽动。忽然，他眼睛翻白，手足冰凉，身体僵直。霎那间，我扑上去抱住他，呼喊：“爸——，爸——，您不能走！您不要走！您答应了陪我的，我需要您呀……”

　　医生护士赶过来抢救，一会儿，父亲透过气来。医生说，父亲因低血糖而休克，稍有疏忽，即有生命危险。

　　一切平静下来，我发现父亲的面庞上湿漉漉，尽是我的泪水。我给父亲擦着脸，我的心还悬浮在半空。刚才的突发事件，整个过程也就几分钟，但我恍若隔世。

　　七天后，顽强的父亲终于渡过了危险期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同时，意识到自己必须马上工作，马上！我非得让父亲看到我能够自立，如果有一天他真的要走，也走得安心。这是上天给我的最后机会，让我安抚父亲的心，我不能再错过了。
◇苦中有乐◇

　　我开始上班了，上班地点离家很远。早上七点准时出门，乘公共汽车，中途转一趟车，路上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。每周我只能工作四天，另外三天我得陪父亲做血液透析。

　　去工作前，父亲吩咐我给自己买一双皮鞋和两件衬衣。我的旧皮鞋已经裂口变形，不得不换，于是到街角的小铺买了一双四十块的降价皮鞋。衣服没舍得买，旧衬衣只颜色不够白净而已，洗干净些可以对付。

　　上下班时间，车上总是挤满了人。拥挤的人群是最大的感染源，对于被艾滋病毒破坏过尚且没修复好免疫系统的患者来说，相当危险。我明知故犯，因为我别无选择。我需要钱，我需要自立，我需要重归社会。

　　我一大早出家门，来回三小时的路途，八九小时节奏紧张的工作，下班后还要到医院看望父亲。每天晚上进了家门，我立即瘫倒在床上，休克似的小睡一个小时，然后才吃晚饭。身体到底还虚弱，动辄疲惫不堪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陪伴父亲血液透析的四五个小时轻松愉快多了。虽然每次血透我都精神高度紧张，端坐着不敢走动，连厕所都不去，但是，父亲状态好些的时候，父子俩总是聊个不停，时间眨眼就过去了。

　　医生笑道：“没见过这种儿子，跟站岗似的死守；没见过有这么多话说的父子。别人都雇请了护理，你们为何不？”
我笑而不答。不雇请护理，钱是一方面的问题，关键原因是我不放心。护理总有离开病床的时候，有时她们还干脆到外面歇息。万一父亲就在这空隙再次休克，岂非性命难保？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的忧虑非常正确：长达十个月的血液透析中，父亲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次严重休克，每一次都几乎致命。

　　我开始用平静的眼光看待死亡。也许因为我曾经接近过死神，而且不止一次，所以我不害怕死亡，只是对人生的留恋变得更加清晰，更加热爱生活，珍惜生命。

　　我明白自己当前最大的忧患是昂贵的药费，于是每晚到附近的网吧上网寻求帮助。终于有一位海外的医生向我伸出援手，给我提供了廉价的鸡尾酒。药品寄达的那天，父亲高兴之余，劝我辞职，“药费便宜了，我的退休金足够支付一切费用。你还是休息一段时间吧。”我应承了。实际上，两个月来我的体力已经大大透支。
◇给父亲一点安慰◇

　　2001年7月，我到广州第八人民医院做抽血检测，结果CD4上升到104。这个结果给我带来更大的信心，我的生命又在希望的空气中飘舞了。回想自己度过的一道道难关，考虑到那些与我当时同样情形的病友，我觉得我应让在绝望中的病友看到希望，让他们能科学地认识艾滋病不再是死亡的代名词。

　　7月25日我申请了《乐趣园》的一个免费论坛——《艾滋病人的交流》，将自己的体会和久病成医的一点经验贴上去，希望多一些病友受益。我很快便与一些网友建立了联系，我的电子邮箱每天至少收到十几封邮件，有时多达几十封。来信的有些是病友，恐艾者更多，而最多的是热情鼓励我的普通人。一封封来信使我感到无比温暖，我大受鼓舞：人的天性究竟是善良的，当人们认识了艾滋病的真面目，明白了患者的心态，他们便摒除畏惧，奉献真诚。

　　为了让父亲分享我的快乐，我把他老人家拉到网吧，打开信箱给他看。

　　父亲十分愉悦，一回到家就提议买电脑，“你可以坐在家里尽情地和网友交谈，不用闪闪烁烁担心旁人。”我认同父亲的看法，也认为去网吧花费太多，便用那两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配置不高的电脑。有了个人电脑，如虎添翼，我每天翱翔在互联网的天空，淋漓尽致抒发自己的各方面感受。父亲时不时坐到我身边，看着我和网友们互相交流，在我遇到疑难的时候提示我。

　　我提出恐艾者的问题与父亲探讨。父亲说：“他们之所以恐惧，是因为他们反省自己的某些行为可能危及他们所珍爱的东西，譬如家庭和名誉。因此，即使他们曾经犯过错误，我们也应该尽可能帮助他们消除恐惧。当恐艾者经历了怀疑的阶段，会充分了解艾滋病，日后很可能成为防治艾滋病的中坚分子。这不正是你希望的吗？”

　　2001年10月，我突然收到杂志《人之初》的约稿，他们建议我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。《人之初》在国内有相当影响力，可我从来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，我写出来的东西行吗？会不会贻笑大方？我犹豫不决。父亲鼓励说：“文思，这是对大众宣传的好机会。”

　　对！振臂高呼的机会来了。我要告诉大众，许多许多：艾滋病人所承受的身体折磨和精神创伤，社会的无端歧视和排斥，亲友情深意切的理解和关怀，爱心家园无微不至的呵护，艾滋病造成的恐慌……我们这些患者，跻身于人群中，每天和各种各样的人擦肩而过，除了必须定时吃药以外，与其他人并无区别，而且对任何人都不构成威胁。我就在你身旁，你不知道我的庐山真面目。

　　文章刊登在《人之初》2001年12月那一期，被作为头版头条。后来国内其他刊物纷纷转载，包括国内最著名的杂志《读者》。年底，《人之初》的稿费汇进了我的账户，好丰厚，比我想象的多许多。我不动声色，心里有个计划：过两天就是父亲的生日，给他老人家一个惊喜。

　　父亲生日这天下午，我在楼下挑了个生日蛋糕。一向节俭的父亲没有过生日的习惯，这是父亲有生以来第一个生日蛋糕。

　　晚上十点，我把蛋糕放到客厅的茶几上，点上十二支小蜡烛，分成两圈，内外分别六支。父亲今天整整六十六岁。我催促道，“爸，快许愿。”父亲抬头望着我，说：“愿我的儿子文思永远健康快乐。”父子俩一起吹灭蜡烛。

　　“看见你现在的样子，爸爸觉得很幸福。”父亲情绪激动，“一年之隔，判若两人。文思，没有你，我活不到六十六岁。多少次了，你把我从鬼门关口拉回来。”

　　“爸，如果没有您，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已经不知身在何处了。您给了我两次生命，我希望您看到一个有出息的好儿子。”我拿出存折递给父亲，指着上面的数目，“这是我的稿费。”

　　父亲含泪而笑，“好孩子！越来越能干啦！”

　　转眼间，2002年的新年到了。大年三十的下午，我下楼取报，收到了《读者》汇来的转载稿费一千元。我赶紧到邮局取了，全是新簇簇的百元大钞。我用信封包起来，在吃团年饭时交给父亲。这是我第一次孝敬他的新年礼物，“爸，恭祝您今年身体康健，精神爽利，心情舒畅。”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大红的利市封，搁到我手心。

　　正月十六的下午，父亲坐在客厅看电视，笑吟吟揭开罐子上的拉环，将雪碧倒在杯子里，喝了两口，突然两眼翻白，身体往一边倒。我飞奔过去抱紧他，“爸——，您挺住——。”

　　在等救护车的十分钟里，我抱着父亲，一声声喊：“爸——，您醒醒。爸——，您别走。爸……” 类似的情景发生过许多次，我不停的喊叫，希望像往常那样把父亲的灵魂召唤回来。任凭我千呼万唤，父亲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他的身体越来越僵硬，他的手越来越冷。

　　许多年来一直支持我、与我相依为命的父亲，就这样离我而去了。他是带着对我的牵挂、躺在我的怀抱里去的。

　　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天，就在我失魂落魄的时候，云南的女孩PLEASURER和大连的鸿宇先生，竟然乘飞机来到了广州，专程帮助我料理父亲的后事。他俩和我素不相识，仅仅是网友，之前通过电话而已，却不约而同把我当成最亲密的朋友，不远万里来到我身边，紧握住我的手，说：“Thomas, 从网上得知噩耗，大家都很难过。你一定要坚持住！”

　　我冰冷的双手从他俩热乎乎的掌心感受到源源不断的温暖。是啊，我还有许许多多的朋友，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。我虽然孤身，但并非孤单，网络给我连接着深情厚谊，我的身边还有挚友，远在北京还有我的爱心家园。为了他们，我得坚强起来。

　　告别仪式上，我站在父亲的遗体跟前，望着他的笑容，内心感到一丝欣慰。他老人家去了，脸上还含着笑，带着许多的圆满：第一个生日蛋糕，第一次儿子的新年孝敬，第一次给儿子红包，一个完美的新年。生命因死亡而显得可贵，死亡也会因生命变得圆满。我得努力活着，为我，为父亲，让我活着无悔，死而无憾。